玫瑰的女儿

毛线有话说：

    本文是《封面（又名 掩藏）》的节选、一部以英文写成的堂吉诃德式的自传——作者吉野健二先生是著名的人权领域权威，耶鲁法学教授，日裔美籍，男同性恋者。翻译它是一种精疲力竭，或许阅读它也是。所以，小心。但我仍希望你能看看它，借由阅读，我们穿越光的原野，与一种敏感心灵、智慧和人生经验相遇。

    这是我断续坚持翻译它的初衷和唯一祈愿。

    禁止商用，欢迎转载，指正，点赞，推荐或评论。比哈特。

    原文百度搜不到，可以谷歌。

一个不掩藏的自己

“把被爱的孩子送上旅途。”日谚说。所以当我到了十三岁，父母把我送去寄宿学校。我能理解他们不想让我远离，又担心我会被宠坏的心情。就我的年龄来说很小，没有那么安静和沉默地，我在青春期的门槛上徘徊。（自认为）是个歌手，当我清澈的男孩嗓音——只有男孩可以发出的那种声音——破裂为世俗的男中音，我大受打击。

所以我启程了，向着寄宿学校和彻彻底底的改变。自力更生的需要呼唤着我去成为一个自立的人。由于在那儿没人认识我，没人可以挑战我更明亮自我的真实性。似乎是一夜之间，我成了一个演讲丰富、非常社会的人。我再没像那些年一样学的那样努力，心情那么快乐。

但在身体上我还是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东西。我记得在一次足球练习中我想着有一天一定要肌肉发达，看着那些男孩们金色的属于高中生的双腿划破空气，我感觉受到了惩罚。他们而非我的身体以嗡嗡作响的频率振动着，而足球平稳地驶进了网中。我感觉这些躯体了解别的躯体就像我了解计算或者莎士比亚一样。这种知识在他们脖颈后短发的轻快潇洒里标榜着自己。

我不可能说出我是同性恋而他们是直男。我知道的只是我被要求不要成为我自己，没能达到这一要求使得我的自我难以辨认了，我的未来变得不可想象。我希望时间能软化他人和我之间的不同，但我知道它只会往相反的方向走。

为了逃避命运，我交了个女朋友。我对我宿舍的楼梯间有许多回忆，在那里男孩们会在宵禁前给女孩晚安吻。我站在最下一级台阶看着她。她是菲力品娜，比我大一岁，在法语上的流利彰显着她的文雅。阴影摇动着，在她甜美而富有确定性的脸庞上叠加一层矛盾感。我想知道还有什么更能形容这个——我的大脑如此自然地催促着血液上涌和注意力，不由自主地，对其他人。

当然，身为她也并不那么好。尽管离我推测关于那个吻的另一面还有许多年。我直到出柜才开始聆听那些令人怜悯的男同性恋故事——一个人是如何选择和他的妻子打架来避免做爱，另一个人在黄昏时是如何希望他的女朋友变成一块披萨。对那些热爱被禁忌之事的人的审判还未被告知。那时我无法想象他们。

在其它领域我逐渐增长的焦虑给了我无限生命力。我记得在一个生物实验室我们观察一个矛形头的水蠕虫。像个海星一样，它能长出任何我们把它剃掉的部分，即使是到了产生多份它自己的程度。我在那滑溜溜的形状中看见了自己。就像箭头一样，它从未抵达我想要去的地方。但它知道，被切割时，要生长。

我从高中到了大学，行动之磨更狂热了，以一种破釜沉舟的方式。在哈佛，我一学期学五六门课，还有同样多的课外活动，不给胡思乱想和呼吸一点时间。朋友抱怨我筑起高高的墙，像一个杰里科等待着他的上帝一样。但在我的沉默中有一种饕餮般的讲话激情。所以我开始学写诗——那是我童年喜欢的——以更正式的方式，在一种比想法更公开但比散文更私密的语言中寻找慰藉。我情愿写一集子我自己的诗而不是写分析理论好拿到英语文学学位。

写那些诗给了我比其它任何事更多的快乐。那一年，所有东西的唯一存在原因都是成为一首诗——在屋檐上成为清楚小点的冰柱，在双铰链上嗒嗒嗒作响的坏门，柠檬内心苦涩而新鲜的星星。诗是我的博物馆，和它的作者一样死板正式又晦涩。在周六晚上，我会坐在我水泥块做的宿舍房间里，脸庞被IBM电脑的光照映成绿色，不为女人或者男人而苦恼，只为网线坏掉而发愁。我想我是快乐的，在某种意义我是的。

我的作品集的读者们和我一样理解我自己。一个评判者虔诚地相信：“我没法看见你看见的，但是我知道你看见了。”另一个则没有。他很不耐烦地引用马文·贝尔关于怎么成为一个作者的句子：“对越来越多事越来越不尴尬。”

出于不同的原因，这两个定级者都没有肆意地说出这个集子很难读：它充满了痛苦。它在批判中结尾——最后一首标题“我职业的女婴”的诗是关于我们必须在成人初期杀死的自我。“职业”这个词有两面含义。这首诗表达了我将毁灭我仅仅自称的那个自我，而以一个自然的自我留下来的愿望。这个愿望被我会真的谋杀了真实自我的恐惧窒息住了，或者更糟的是，我可能会发现那个自我成为一个悲剧个体。如今我仍然觉得这首诗很难读。

但当我写下它的时候，我仍表现得像是能把整个世界承载在面前。我非课余和课余的疯狂让我赢得了一个去英国的罗德奖学金。（也许那密谈者不应当被允许去竞争这些奖学金——我们有那些周六晚上的优势。）但我赢得奖学金时内心纹理的碳化不如解脱那么快乐。我有了新的早熟来平衡我的落后，有了这种社会接纳来反抗我对生活的抗拒。

一个人看穿了我。督促我论文的诗歌教授是一个拉斐尔前期派人物。一个惠比特薄链吸烟者，她有及腰长的赤褐色头发，眉毛像抑扬音调一样尖。她是我有过的最好的老师——她交还每首诗时都用三种颜色标注，一种代表一次她的交递。她给了我一个昵称：散发的天真。“散发的天真，”每次将近午夜我们在帕拉迪索咖啡馆碰面时她会这样说，“你踏进性爱的领域了吗？”在一封毕业时她给我的信里，她描述了坐在飞机紧急出口旁的情形。手柄旁画着一道弧形，每个末端用一个猩红词语标记着：“使用”和“不使用”。手柄在不使用的那一端上。她说那让她想起我。

危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准备好。直到那时我都还相当不置可否：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，不是诗人也不是实用主义者，不是直的也不是同性恋。但是好像所有歧路都要在那一年解决。我得选择公民身份——红色日本护照还是蓝色美国护照，两种血液颜色。我得选择一个职业——文学还是法律。最重要的，我得选择——或者选择是否承认——搅乱那个夏天表面的当我坠入令人困惑的爱河时的性取向。

日本人对待性欲渴望的个性和对颜色的一致。有些人说这种共性源于佛教的教导，即欲望，就像色彩一样，通过召唤我们走向世界的事物，使我们从启蒙中分散注意力。当我遇见布莱恩，这个世界无色的波纹kaleidoscopical地破碎于我。我们在毕业后上暑校时住在一起——他要完成他的医药预修，我要准备呆在英国的时光。布莱恩是他的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，并且，像我一样急于证明自己。但是不像我，他直接把他的光亮朝外，把他的大学时光投入于无止的公共服务。这感动了我。

一个金光闪闪的午后，我们沿着查尔斯河漫步。那是一个星期天——河边车道用锯木架对冲着，离车辆很近。骑行者剪切着空气。光线如针刺着河水令我眼花缭乱，于是我转而去看注视光线的他。我注意到他的睫毛倒映在他的眼睛里，像窗玻璃上映出的棚。我试着去理解那种倒影现象，却发现我无法移开眼睛。他的虹膜是棕色的，聚成橙色，而瞳孔周围有更浅的斑点。然后不要再看变得和看一样重要，因为我害怕我会迷失在一阵青铜的微尘中。

我知道他是直的，但这不重要。我经受着对他的渴望，这渴望也是压抑已久的对许多男人的，就像拥有一个绝对的赦免。就像大脑似乎比头骨含量要大一样，我的渴望似乎大大超过了我的身体轮廓。我想着我能否只让他感受我所感受到的力量。他不会有异议的。

我，在某种程度上，选对了人。布莱恩回报以恻隐之情。现在我的渴望不仅受挫而且暴露无遗了。布莱恩让我承认了我的知识；他让我成为了我自己。我逃回我的皮肤。我感觉到有东西在我的裂纹里——像一重保险，一记皮鞭。

 

牛津是灰色的。石雕怪物用长手指撑着脸颊傻笑；我房间外公园里的鹿，在学院诗人的短语里，是“空气的鉴赏家”；和蔼的教授在我们的玻璃杯里斟满红葡萄酒，鼓励我们“开发半月板”。但是我好像是在床上度过整个第一年的。我撤退进我内心的独座剧场，在那里布莱恩橙色的眼睛和金闪闪的河流没有整合成图象。我看着阳光照在我的房间里聚集成光线，过往车辆的影子滑过天花板。我脸颊表面的构造变得如此憔悴；我渐渐觉得自己更像租客而不是身体的居民。

我会想，我希望我死掉。我不觉得这是个自杀的想法。我诗意地解析内心，把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解读成不同的我。第一个我完全是一个观望的我，而第二个我——我想要杀死的那个——是我嵌套其中的同性恋的我。与其说是自杀冲动不如说是杀人冲动——我在诗里描述过的同性恋自我的女婴孩。

我唯一坚持在房间外进军的是去学院教堂，为了转型在那里我向我并不相信的上帝祈祷。在那些时刻没有任何性爱欲望能超过我想转型的渴望。如今，回想起那个祈祷中的年轻人很难。越清晰地看到他就会对我如今的轮廓越感觉微弱模糊。

一个年长的美国学生试图帮我。阿拉德一直在挣扎着出柜，但是似乎，我嫉妒地想着，比我更为镇静。他是他们班的神童——他在医药和哲学方面的智慧功勋在寂静和虔诚的语调中被呈报着。高大而棱角分明，他用一件像掠食性鸟类的翅膀一样翻涌着的黑外套加重森严举止。

阿拉德对我很好。我从未给我的毛病命名，但他比我更了解它的作用方式。我记得我坐在他的房间里听他描述他给自己设置的死线——三个月内向父母出柜，六个月内去一场学院男同性恋团体的聚会，一年内开始约会。这很重要，他说，成为愿望的创造者。无法对上他的眼睛，我越过他的肩膀去看他身后的墙，那里装饰着学位证书和奖项。在中心是一些他照的黑白框照片。其中一个吸引了我的眼睛——一个跪着的天使雕像，头颅埋在双臂中哭泣。

那是一幅卑鄙地完美的肖像，一副他的肖像，它让我恐惧。我认出阿拉德身上奋斗的冲动是我从前的自我的态度，并为他依然拥有而我已经失去了的自律感到羞愧。我也仍被它的严苛恐吓着。我谢过他然后离开了，再没回去。我没法帮他，我知道他也没法帮我。

在第二年，我遇到了一个能帮我的女性。莫琳对我申请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进行面试——按我同学的口头禅来说——“保持选择的开放性”。作为三十岁风口浪尖上的外籍美国人，她和丈夫住在英格兰，后者是牛津讲师。

那天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对比——亚麻色头发搭暗色套装，纤细的体型和稳定的体态。我信任她。当面试中她问我我遭受过的一个风险时，我把我写诗集的事告诉她，我说对我而言情绪风险常常比身体风险感觉起来更真实。面试后第二天，她告诉我我进了下一轮，并会训练我通过它。我们安排了时间见面，在一种信任的冲动下，我把我的论文发送给她。

当我们再次见面时，她告诉我她不同意“我们杀死了我们没有选择去活成的那个自我”的观点。在她看来，被选择的自我活在彩色辉煌中，而没被选择的自我活在黑与白中。那会更容易，她说，如果杀死是可能的，因为那些没被选择的自我成了困扰被选择的自我的恶魔。

并不是立刻，但是也没过多久，我了解了她没选择的那个自我。莫琳的第一志愿是艺术——拉大提琴，和对文学一样。她打破了那种忠贞以逃离她音乐家父母身上的饥饿的艺术家存在。但她现在后悔这样做；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停止了演奏音乐和读书。她现在看到我就像看到她可以从相同命运里拯救的年轻的自我，一场和她自己的救赎相系的拯救。

莫琳让我震惊，她能接触到这么多自我，不仅仅有她身上的，还有我身上的。她活像我商业世界里的女巫，这个商业世界，按我父亲说的，在我心里像一种世俗的力量范围一样织就。有她站在我这边，我开始确信我能掌握这个世界，还有了拒绝它的可能性。莫琳，也理解我更私人的文学的自我。她读的书比我更多，是一个我的写作的尖锐批评家。我感觉我的与世隔绝被打破了，就像一个观众穿过舞台第四堵墙，以她的臂膀拥着独白者。也许更重要的是，莫琳理解那些自我的共存。她自己举棋不定，但可以阐述问题，分析我是一个怎样的整体。

古典的缪斯为诗人吟诵诗句好让他们转录下来。而莫琳是个完全不同的缪斯：她选择倾听。在我给她看的写作成果里，我还是把我的意思藏在诗意的晦涩中。虽然我知道她已经猜到我是男同性恋，但我不能承认这个悬在我们之间的事实。尽管还在文学性恢复期：我短短几个月写了比过去十八年还多的诗。我为她的耳廓而写。

我的学术生涯是慢动作自我摧毁的，就像一副眼镜在碎裂前先在地板上弹动。我的导师再也无法隐藏他们的鄙视之情。但我再也不需要克服他们的批评了。我要相信感觉对就对感觉错就错。一个经常感觉很对的是我宿舍浴室里的腾腾热水。挂钟，美杜莎曾吓瘫过我的那个，现在勾勒出我的康复。我感觉自己像一尊复活的雕像。有了令自己震撼的温暖。

一个周六，我们漫步进伦敦一家杰明街的服饰用品店。我找到一件背心——金狮子在钴锦缎里后腿直立。作为本科生我本来不会穿它的，现在也不会。但接着，当我在大拇指和手指间捻动脆弱的织物，我经历了一阵寒鸦般对它的渴望。我把它溜上了。我拿不准这是不是看起来很荒谬。“它造就了你，”售货员在他打蜡的胡须后粗声嘎气道。我意识到它确实造就了我，我也能造就它。它完成了异域风衣服对我们做的那种工作——让我隐形的不同浮现在表面并展示在那，舒缓了我的灵魂。商店不收支票，所以莫琳刷了她的信用卡，我把我警告作用的那份生活津贴签给了她。后来那份邮件，她送还了我黯淡的绿色支票，从中间裁开并折成了两只千纸鹤。

 临近第二学年末，我们去了伦敦动物园。我们以为逛完了，但又看见指示牌向下指向“月光世界”。我们沿着向下，进入一片只有扶手上一条绿色霓虹灯照亮的黑暗之中。这里有脆弱的无法忍受光的奇景。懒猴用琥珀色的眼睛怒目而视；针鼹蹒跚着钻出洞穴；蝙蝠挂在自己的天鹅绒袋子里。孩子们和他们的祖父母们将树叶一样的手掌放在栏杆上，那样安静——接近，比我们更加无言。我盯着一只懒猴水汪汪的眼睛，心想着我已经这样生活有段时间了——黑暗、怪异、不可思议。

我重新面朝我的生活。我非常有效率地做了决定。我选择了美国护照而不是日本护照，选择了同性恋身份而不是异性恋，选择了法学院而不是英语研究生院。后两个选择是互相关联的。我之所以选择法学院，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。同性恋诗人在职业上和个人上都是脆弱的。我拒绝那种程度的暴露。法学院允诺我以一门新的语言，一门我不期望优雅或动人的语言，但我希望它更强大，更能保护我。从那之后我已经多次看到这样的讨价还价——在我和他人身上——在同化的过程中，都因为在某一维度的突出而得到了补偿。

 

我以为法律语言不美，我错了：法律论证的主线有它紧张的乐趣。但法学院对诗人来说不是个安全的地方。我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更感兴趣，于是遗憾地写信给莫琳说，我从哈默林的花衣魔笛手变成了镇长。当纽黑文枫树像交通信号灯一样从绿色变成黄色再变成红色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再次慢了下来。

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曾说，“危险本身就孕育着拯救力量。”当这句话描述我们的生活时，我们是幸运的。那年春天，我需要一条通往法律的小径。那年春天，一位名叫比尔·鲁宾斯坦（Bill Rubenstein）的客座讲师首次开设了一门名叫“性取向与法律”的课程。当时，他是法学院教职工里唯一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。

在三十多岁时，比尔曾经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名同性恋权利诉讼律师，之后他进入了学术界。一头黑发、身材修长，他是俄罗斯犹太人对达西先生的回应。他的俊雅外貌帮助我出柜了——我想，一个如此容光焕发的人所提供的环境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学期初，我去了比尔的办公室时间。他的办公室几乎空无一人，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是访问学者。我的目光扫过他散乱的财物，追寻他生命的沙砾。填字游戏用钢笔写了一半。叠的不整齐的黑色玻璃杯，有着奇怪、中空的杯柄。在他身后的架子上，有着一盒盒钢笔铅笔，还有承兑便利贴和黄色便笺簿。这是耶鲁的待客之道，还是他是办公室用品的生存主义者？然后我镇定下来。我告诉他我是同性恋，说这些的时候心里还在犹豫。令我信服的语言力量莫过于头几次出柜经验——同一句结尾，不同的人。我承认我很担心上他的课，因为我害怕这会把我带进法学院的同性恋集体。

当我试图平静地说话，比尔告诉我我失败了。他说我让他想起那些日子他参加的晚宴。在以异性恋为主的晚宴上，他的同龄人会喋喋不休讲他们的孩子。在同性恋晚宴上，他们会叽叽喳喳他们的出柜。这让他思考出柜是许多同性恋男子认为最接近生育的事情。自己让自己降生是奇迹又恐怖的，但不太可能是平静的。

让我惊讶的是，比尔建议我不要参加研讨会，告诉我按我自己的时间表来出柜，而不是耶鲁的。他催促我去拿教学大纲，买他编辑过的案例手册，跟着全班一起读。他承诺，只要我愿意，他会随时与我讨论这些材料，如果我对在他办公室开会感到不舒服，他会在图书馆里与我讨论。他说如果我准备好了，明年就可以上他的课。

我接受了他的建议。我也喜欢看着他的书入睡。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读，然后用胳膊抱着它。在这个一切都会改变的时代里，这篇文章不会改变。印刷体会固定在书页上，文字明天也将会说出今天它们所说的话。

 去年，比尔邀请我和他一起担任他的案例手册联合编辑。我感觉我是被叫回家了。因为那本书——我的时间之书——是法律开始对我起作用的地方。我可以看出法律对同性恋生活产生的不同——雇员因为说出自己是同性恋而被解雇，父母失去孩子的监护权，人们被剥夺了——用同性恋活动家拉里·克莱默的话来说，“爱的权利”。法律语言的力量开始引诱我。法院说，“你没有爱的权利，”不仅描述了，而且实际上创造了，世界的现实。它就像神话里的咒语，说的是真实的东西：“它如此有序”，“我们持有”，“我们逆转”。第二年，我开始把更真实讲述自我作为一种反抗形式，向越来越多的人出柜。我报名参加了比尔的“酷儿理论”研讨会。我开始考虑成为一名法学教授。

TBC